明清历史再认识的几个疑难问题,东亚的全球史

2019-09-02 14:18 来源:未知

摘要:20余年来断代史与专史积累的微观研究成果,亟需全局性的整合,用以更新和发展有关中国历史的通感。有了这种“总体史”作依托,明清史的认识眼光就有可能立足于比较高远的基础,避免高低不同的无谓反复。从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中国观、认识明清历史视角的变化以及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等方面,提出若干研讨性的疑难问题,以期深化对明清历史再认识的讨论。关键词:明清/历史/再认识从国内外史学动向观察,有关明清史再认识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被提出。特别是欧美“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崛起,意欲颠覆中西历史评估的传统“标准”,使这一问题变得难以回避,而达成共识的难度也较以前大为增加。另外,“唐宋社会变革论”最近在我国唐宋史界再次引起热烈讨论,如何与明清历史承连,亦将引起学者关注,逐渐变成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全局研讨。这是一次极好的机遇。长期积累起来的,方方面面的微观研究,确实需要有一种全局性的整合,以便为考察前此中国的“总体”状态创造学术实践的平台。明清史再认识也只有在这种学术情景下,才会有新的境界出现。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西汶艺术网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①”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西汶艺术网[ 2 3 <

2016年11月29日,世历所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举办学术报告会,由张旭鹏研究员在七楼会议室作了题为“东亚的全球史研究及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可能”的学术报告。

张旭鹏根据自己近年来在韩国、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大学、学术机构与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的相关交流,首先介绍了韩国和日本的全球史研究现状及特点。近年来,受全球化和全球史研究方法的影响,韩国和日本的学术界也兴起了全球史的研究热潮。在韩国,一些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并聘请一些重要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前来讲课,能够直接接触到西方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韩国学者较少对西方全球史理论做出反思,很多时候是将之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研究方法来应用。日本学者则与之略有不同,他们具有悠久的世界史研究传统,因此在接受西方全球史的影响下,也力图提出日本学者的一些独到观念。2016年,在日本著名的世界史和全球史学者羽田正、秋田茂等人的推动下,日本世界史学界启动了一个较为庞大的世界史研究项目。该项目计划从全球史的角度,对全球的历史做出整体描述,预计出版16卷。其中第一卷,也就是理论卷《世界的世界史》已经出版。

张旭鹏指出,中国的全球史学者也希望能够撰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但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指导理论。这里就涉及非西方世界的世界史学者会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有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话语。显性的话语存在于西方一些学者的具体论述中,而隐性的话语已经渗透到非西方学者研究理念中。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力求挑战欧洲中心主义,但其理论和方法却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既然在理论上还无法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学者能做的就是在实践中改变以往世界史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重新认识周边国家的历史,加强与周边国家甚至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之外国家的世界史学者的交流,而不能仅仅关注西方世界史研究的现状。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既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也不至于陷入中国本位的局限之中,以一种开阔的胸怀和视域来看待全球的历史。

最后,张旭鹏以德国全球史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新著——一部研究中国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朱宗元的著作为例,介绍了当前全球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即选择一个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个人,研究其在全球文化网络中移动和遭际,力图体现不同文化在全球交往中的宏观图景。这种研究方法能够较好地将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又能提供一个不是那么空洞的具体叙事,目前已成为西方全球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书写方式。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中国全球史目前的研究现状、如何评价新清史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唯物史观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张旭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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